《南京照相馆》背后：一本相册与两位青年的生死接力 -

8月1日，应媒体邀请，62岁的吴建琦携家人走进影院观看电影《南京照相馆》。这部影片承载着她长久以来的期待，其灵感源自罗瑾与吴旋共同经历的真实历史。1937年南京沦陷时期，15岁的罗瑾在照相馆担任学徒，某日日军送来胶卷要求冲洗。面对显影液中揭露的暴行影像，罗瑾在愤怒驱使下秘密加洗一套，制成相册留存。然而相册遗失后，被同龄人吴旋拾得。封面"耻"字令吴旋确信，这本相册与自己一样，是承载民族创伤的见证。他冒着生命危险守护这份证据，直至抗战胜利。两位青年在历史洪流中完成了一次跨越半世纪的接力，罗瑾因相册失踪被迫离城隐居，吴旋则带着秘密等待胜利曙光。1995年6月9日，两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逢，正值抗战胜利50周年。吴旋轻声询问："你叫吴连凯，知道吗？"罗瑾瞬间回忆起当年的绰号，激动回应："黑皮！"跨越时光的两双手最终紧紧相握，见证着历史与人性的永恒重量。

1995年6月9日，吴旋（中）与罗瑾父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合影。受访者供图秘密吴建琦的手机里，存着一张视频截图，是一个讲述《南京照相馆》原型的短视频中出现的，父亲吴旋青年时代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爸爸还有这张老照片”，吴建琦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南京照相馆》热映，有媒体邀请她去毗卢寺拍摄采访，吴建琦重走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像是剥洋葱一般，慢慢去感受父亲沉默的另一面。在她心中，父亲吴旋是一个低调谨慎、沉得住气的人，曾揣着一个秘密过了几十年，即使是家人子女，也毫不知情。吴建琦吐露，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知道父亲的“秘密”。某天，还在上学的侄子回家向长辈们说起学校组织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见闻，提到了展馆内一本日军在南京烧杀劫掠的相册，吴建琦说，当时父亲只在一旁静静听着，并未作声。没过几天，父亲突然提议让吴建琦陪他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展馆内，吴旋见到了那本巴掌大的泛黄相册，它的封面手绘了一颗滴血的心脏，一把锐利的刺刀和一个触目惊心的“耻”字。“这不就是我当年藏的那本吗？”吴旋情绪激动，手指颤抖着指向玻璃展柜中的相册。吴建琦回忆，馆长闻讯赶来，确认了父亲的身份，“吴老，我们一直在找你啊。”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吴旋将“吴连凯”的名字改为了“吴旋”，导致相关部门一直未能联系上他。那是吴建琦第一次听说父亲惊心动魄的往事。而那本相册的制作者罗瑾，同样守了这个秘密数十年。上世纪90年代，范立洋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职业中学当政教处主任，为冲洗学校活动的照片，他认识了位于凤山西路外贸公司大楼“上海照相馆”的老板罗瑾。大田是一个不大的县城，像罗瑾这样的外地口音不多。很少有人清楚罗瑾来历，范立洋只知道，罗瑾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范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大田县也就两三家照相馆，冲洗彩色照片要辗转到泉州，罗瑾的技术最好，价格也优惠，所以范立洋常常去找罗瑾，一来二去，双方熟悉起来。1994年，范立洋所在的职业中学举办了“甲午战争百年祭”系列教育活动，他照例将拍摄完成的胶片送到罗瑾的照相馆冲洗。到了取照片的日子，范立洋记得，那天罗瑾却一反常态，“他嘴上叼着一个大烟斗，转身到柜台后面的相片架上一包一包抽出来看，然后把两包相片摔在柜台上。”这个举动让范立洋有些恼怒，“我说你这服务态度可不好。”罗瑾赶紧取下嘴里的烟斗，在柜台上敲掉烟灰解释说，“范老师，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是看你的照片是有关甲午战争的，鬼子可坏了。”“你见过鬼子？什么时候？”“南京城破的时候。”范立洋这才明白罗瑾的情绪。他所在的学校那段时间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爱国电影，范立洋会把包场富余的电影票送给罗瑾。范立洋说，其中一场电影是《屠城血证》，罗瑾看完告诉他，自己就是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日军罪证底片的原型。

罗瑾与吴旋共同守护的16张照片复印版。受访者供图冒死留下照片1923年，罗瑾出生于南京，其家族原为满族人。由于家境贫困，他仅读过几年私塾便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财政部对面的“上海照相馆”担任学徒。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实施长达40余天的屠杀，“上海照相馆”随后迁至成都。14岁的罗瑾因此失业，但在国际安全区侥幸躲过劫难。1938年1月，他加入估衣廊新成立的“华东照相馆”工作。

上世纪90年代，罗瑾在多次媒体采访中回忆：当年日军少尉军官曾携带两个胶卷要求冲洗。“他用的是樱花牌胶卷”，罗瑾对当时场景记忆犹新。因电力未恢复，照片需借助日光显影。在更换显影液时，他惊恐地发现照片上暴露出的日军暴行——屠杀、强奸等罪恶画面。恐惧中萌生保存证据的念头，他心惊肉跳地在暗房多洗一套照片。此后每当日军前来冲洗，他均秘密多制一份副本，最终保存了30多张充满鲜血的罪证。

为维护受害者尊严，他主动剔除涉及强奸凌辱的影像，并去除曝光异常的照片，最终留存16张关键证据。用厚卡纸装订成册后，他在相册封面绘制了象征性的图案：一颗淌血的心脏、一把刺向心脏的刺刀、一个“耻”字以及问号。为纪念逝者，这些图案均被勾勒黑边。1994年，罗瑾重返南京“华东照相馆”旧址接受采访时，曾演示日军曾搜查私藏照片的场景。他回忆称，当时日军用长刀抵着胸口质问，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最终未被发现。

这本相册如同定时炸弹般随他辗转漂泊。1940年，为了谋求生计，他加入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在毗卢寺受训期间，他将相册用胶布粘贴在床板下。1941年初，汪精卫视察通讯队时意外发现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寺庙随即展开清查。罗瑾慌忙将相册转移至茅厕墙缝，用泥巴封堵洞口。持续十日后，他发现相册不翼而飞，顿时惊出冷汗。由于通讯队中仅他具备照相馆学徒背景，家人只得为他申请长假，他这才连夜逃往安徽乡下避难，之后流亡上海、西北等地，最终随儿子在福建大田县定居。

上世纪90年代，罗瑾接受江苏电视台采访时，一桩尘封多年的往事被意外揭开。据传，当年通讯队中一位同龄人擅自取走了罗瑾的相册，其中收录了十余张日军屠杀遇难者的照片。1941年秋，经过半年学习后，吴旋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五团担任电话机维修技师。临行前，他悄悄潜入毗卢寺弥勒佛背面的藏匿点，取出相册并藏入黑色皮包，未及与同窗告别便匆匆离寺。

1946年，失业的吴旋在南京四条巷小杨村翻阅《和平日报》时，发现一则关于谷寿夫被押解来京的新闻。文中提及国防部军法司正征集大屠杀证据，这让他意识到相册的使命即将完成。在尘封多年的皮包中，他取出那本承载着历史真相的相册，郑重其事地递交至新街口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据作家徐志耕所著《铁军》记载，这份标注"京字第一号"的证据在1947年2月6日的谷寿夫公审中成为关键证物。法庭记录显示，当证据呈出时，谷寿夫"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同年4月26日，这位南京大屠杀主犯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而吴旋当年在参议会提交的呈文中，曾写道"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并按下手印。

吴旋青年时期的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江南汽车公司驾驶员，后转至南京市蔬菜公司从事仓储供应工作。在平凡生活中，他始终无法释怀当年作为定罪证据提交的相册在审判后迟迟未归还的往事，迫切想知道这本相册的下落。与他同样执着的，还有远在福建的大田县居民罗瑾。带走相册的神秘人物成为两人共同的心结。

1990年夏天，罗瑾通过南京旧友之子获得线索。这位晚辈在厦门出差期间，意外提及媒体报道了名为罗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杀中保存日军暴行相册的事迹，令罗瑾如惊涛拍岸般震动。同年11月，罗瑾向南京友人索要信息，对方寄来的上海《文汇报》中刊登的吴旋专访，终于解开尘封多年的谜团。

1993年10月，罗瑾借回南京扫墓之机，携孙辈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陈列室认出四张珍藏多年的照片后，工作人员立即启动接待程序，录制其讲述相册来历的影像资料。返程后，罗瑾仍继续经营"上海照相馆"，直到1994年11月底，一位顾客在冲洗照片时引发新的关注。

当时在大田县委报道组工作的林春忠敏锐捕捉到这一历史题材，不仅为罗瑾拍摄工作照，更撰写图片新闻稿投稿《三明日报》。一周后，报纸要闻部编辑张盛生专程赴大田采写《血证》长篇通讯，引发全国媒体争相报道。这场由闲聊触发的新闻事件，最终促成两位老人的重逢。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罗瑾重返南京。当年6月9日，他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重逢充满特殊意味。吴旋特意将名字由"吴连凯"改为"吴旋"，而罗瑾则脱口而出当年的绰号"黑皮"。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握手相拥，共同回忆起那段动荡岁月。吴建琦至今珍藏罗瑾来访时的照片，背面清晰标注："1995年6.9，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与罗瑾及其子罗祖英合影"。

吴建琦收藏了有关吴旋的报道，该报道由新京报记者李照采编。

历史的诉说吴建琦说，父亲这一生的命运是曲折的。当年迫于生计在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学习的经历，一度成为甩不掉的政治污点。“文革”时期，父亲被停职，被要求没日没夜地写检查，家门口也被贴上大字报。吴建琦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围观，她好奇地钻进去，竟然是父亲在被批斗，她吓得转身跑回家里。没多久，父亲被一群人押回来，身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吴旋”的名字被画上大×，那个画面成为吴建琦童年的梦魇，全家也因此被下放到苏北农村。但在吴建琦心里，经历过很多磨难的父亲仍然善良正直。当年捡到那本相册时，吴旋并不知道相册的来历，但他从封面那个“耻”字判断，这本相册的主人，一定和他一样都是一个怀着国仇家恨的同胞，他必须把这些罪证保留下来，直到敌人被清算的那一天。“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吴建琦回忆，父亲常常这样教育子女。吴旋有一个笔记本，事无巨细地记录了电视球赛、蔬菜价格等日常信息。在工作中，吴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蔬菜公司退休后，他还被公司返聘为志愿者，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场记录各种蔬菜价格汇报给公司，风雨无阻。最让吴建琦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一辈子风风雨雨，没来得及过几天“好日子”。老房拆迁后，1997年2月，吴旋和老伴搬入南湖的新房，虽然只有40多平方米，吴旋却很满意。“他跟我讲，你看这墙壁白白的，还有电视机洗衣机小冰箱。”吴建琦说。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当年7月，吴旋就因贲门癌去世。8年后的2005年，罗瑾也在上海病逝。范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罗瑾临终前在病床上仍在写自传材料。1994年，当罗瑾第一次向范立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范立洋立刻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到学校开讲座，“这就是最接地气的历史。”通过范立洋牵线，罗瑾曾在大田县一中、大田职业中学甚至福州一中等学校以亲历者身份向学生讲述那段历史。每一次讲座，罗瑾从不收取一分钱报酬。范立洋记得，大田县委还给罗瑾制作了一面锦旗，“历史的见证，民族的功臣”。范立洋认为仅仅讲述还不够，他劝说罗瑾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一开始罗瑾很犯难，“他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时间写，他还没有稿纸。”范立洋说，他建议罗瑾每周写一点，不忙的时候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要怕错误，我是语文老师，我来改。”范立洋甚至去县委宣传部找来好几本稿纸送给罗瑾写作。在范立洋的印象里，生活中的罗瑾性格开朗包容。除了照相馆之外，罗瑾还开过一个自助火锅店，有一次，几个学生搞恶作剧，只付了一次钱，却换了好几批学生去吃饭，从下午吃到晚上。由于学生们都穿着校服，罗瑾并没有发现端倪，后来知道是学生捣蛋，他也不恼，仍旧是乐呵呵的。几年后，在大田县工作的儿子意外离世，罗瑾离开了大田。但范立洋一直在追踪罗瑾的写作，罗瑾去世后，他辗转从罗瑾的孙子处获得手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瑾完成了12万字左右的手稿。范立洋曾组织大田一中的学生将罗瑾的手稿录制为电子文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手写繁体字难以辨认以及南京土话方言等阻碍，他们要查阅大量资料不断订正勘误。范立洋说，他们前前后后用了两个长假期。2014年左右，范立洋多次去往南京，希望促成书稿出版，却迟迟没有下文，十余年里，那些文字静静躺在邮箱里，成为范立洋的执念。他希望罗瑾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连书名他都想好了，就叫《历史的诉说》。